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正向前走
我国科技已逐渐从跟跑迈向并跑，部分领域持续突破，但科技伦理问题也随之凸显，治理成为必答题。近年来我国科技伦理意识显著提升：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敲响警钟，2022年《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标志着社会各界伦理意识实质性提高，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需长期探索。构建体系既要制定针对性伦理规则、完善审查体系，也要建立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和培养专业队伍。我国科技发展快，此前相关储备相对不足，完善体系仍需时间并与时俱进。
当前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新伦理问题和风险不断出现，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很难用既有的伦理规则和治理方法应对这些问题和风险。而治理体系完善滞后，也导致平衡创新、发展与治理的关系，以及应对突发问题成为难题。
值得欣慰的是，各方正为完善体系发力，未来能找到贴合实际的治理路径。就阶段而言，既有科技伦理研究、教育等长期任务，也有在各领域、各主体层面建立完善伦理规则等需尽快推进的工作。
科技社团助力伦理治理
科技伦理问题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关联，常因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产生，难用现成规则解决，需随认知深化和措施完善逐步摸索，这一过程与专业知识发展紧密相关，而科技社团在规则探索和治理智慧挖掘上有明显优势。
像AI、具身科技这些重点领域，伦理问题会不会更尖锐？确实会。其实有两个领域的伦理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还会深刻挑战我们的既有伦理观念：一个是数字化与AI发展领域，另一个是生命科学领域。这两个领域的特点是，研究对象和技术改造对象，已从过去人类之外的事物，变成了人类自身或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事物。就拿AI技术来说，不管是数据采集、计算分析，大语言模型预训练，还是用AI辅助人类决策，都在很大程度上和人类自身相关。
这种情况下，它们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会更密集、更广泛。比如数据采集可能涉及数据权利和隐私保护；数据处理与利用则可能涉及权利归属、是否存在滥用、是否产生新的不公平，以及是否严重侵犯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即便在科研中，现在用AI工具开展研究，也会遇到类似的伦理问题。
这些社会伦理问题与科技领域的特点和进展密切相关，伦理治理也需要深刻理解前沿专业知识。科技社团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能力，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头部企业科技伦理要先行
国家近年来一直强调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一些头部企业也能在科研中多担责任。那在伦理建设上，它们该承担什么责任？现状和挑战又如何呢？
从全球来看，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发展中，头部企业因为发展快，而这些技术又确实和社会伦理问题紧密相关，所以往往能更早察觉到其中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能从责任角度审慎对待技术发展，很可能引发社会伦理风险，这不仅会严重威胁社会，也会对企业自身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像微软这类国际企业，在发展中就比社会和政府更早对社会伦理问题及应对方式有了自觉警觉。
我国也是这样，头部企业在发展中很关注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前，有些头部企业就已在内部讨论过这类问题。有的率先成立了企业科技伦理委员会类似的机构，有的在算法设计、产品研制等环节会走内设的伦理审查流程。这些探索很有必要，企业的产品可能涉及社会伦理问题，自身也承担着相关风险，不能等政府出台完备规制后再行动。
科创和科技伦理相辅相成
长期以来，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科学家，都有个误解：觉得人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搞科技创新，另一拨搞科技伦理治理，而且这两拨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在现在的科技发展背景下，一个合格又负责任的科研人员，既要看到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有突破的可能，也得充分考虑这些发现和发明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
科技创新和伦理治理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搞创新的和搞治理的也不是在博弈对抗。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让当代科技往更健康、更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科研人员提升自身的伦理意识，同时具备科学素养和伦理素养——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科技创新的发现者、推动者，也是创新过程中的伦理治理者，在科技伦理治理上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科研人员在做研究时可能会有困惑。比如自己的项目要过伦理治理和审查关，审查时可能会觉得好想法被限制了——总觉得伦理审查的要求不切实际，甚至太保守。这其实要求我们在伦理审查时，需要充分考虑科技创新的特殊性，所以提升伦理审查队伍和委员会的整体素养就特别重要。
伦理审查不能像检查零件合不合格、判断药品是否符合技术标准那样——那些都是针对成熟产品生产的流程。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有很强的探索性，充满不确定性。这时候怎么既守住伦理底线，又能帮科技创新良性发展？得靠审查方和科创方一起努力：科研人员要增强伦理意识，审查人员则要深入理解创新的特殊性，把握它的不确定性和探索性。
专题论坛现场全景
学国外经验 科技伦理治理更要合国情
伦理治理建设中，国外相关发展历史更长，而我国因快速发展，社会伦理问题及治理体系短板均集中显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里，靠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自上而下的规制相结合，慢慢形成了相关规制手段，所以能相对从容地应对探索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觉得，国外在科技伦理治理中那种多方磋商、多路径探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科技伦理问题，我们很难立刻找到完美的规制办法，这就需要通过多方探索，找到更合适的规制体系或方式。
我们国家还有个特殊性，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科研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新型”必然建立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治理体系之上，所以它能充分结合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
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科技伦理问题、深刻把握其风险，新型举国体制会让治理更高效；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认识有较大片面性，或者伦理意识提升不够，就可能在治理中暴露出更广泛的问题。
科普离不开科技伦理普及
国家一直把科普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现在各类平台也在用多种方式推送科普内容。不过，随着科普受重视程度提高，其中的伦理问题会不会愈发凸显呢?
我个人觉得，科普本身就该包含科技伦理风险和治理知识的传播。从这一点来说，符合当代科技发展要求的现代科普，对科技伦理治理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它本就该把科技伦理教育、提升公众伦理意识当作重要内容。比如现在常说的数字技能与素养提升，在讨论指标体系和具体内容时，就已经把数字伦理与治理纳入其中了。
但反过来，如果科普只讲科技知识和简单技能，却忽视培养对科技的理性怀疑、批判精神，也不引导大家认识科技应用中的“价值负载”特性，就会在知识传递中丢掉价值塑造的维度。所以我认为，当代科普必须加强科技伦理内容的普及，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还有个现实问题大家都挺关注：公众面对快速发展的高科技时，常常感到困惑甚至恐惧。怎么用通俗的话讲清科技的好处与风险，让公众能参与到科技伦理治理中？这确实是当下科普要解决的关键。
从科普发展来看，过去更多是传播成熟知识，比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些早被写进教科书的内容。但现在不一样了，为了满足公众需求，科普开始转向“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和技术”。简单说，公众最想知道的是：前沿科技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尤其是现在，科技从发现发明到实际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新科技产品不断进入生活，公众特别想了解“怎么用这些产品”“可能有哪些风险”。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科学家和企业（尤其是新产品生产者）有更多责任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包括新知识、新产品的基本信息、使用注意事项，更重要的是，要主动说明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也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家、企业研发和产销人员，都有责任向公众普及和自己工作、产品相关的知识、技术，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伦理风险。这也是让公众理解科技、参与伦理治理的基础。
访谈手记
会议间隙的休息室里，李正风教授刚结束半天的学术讨论，精神奕奕。他主动握手，态度谦和，面对我们的提问，他没有急着开口，总是先微微颔首思索，仿佛已在脑中梳理完逻辑脉络——这份“字斟句酌”的严谨，从第一个问题延续到最后一个。
谈及科技伦理治理的现状，他既不回避“体系滞后于科技发展”的现实，也不夸大风险的紧迫性，而是以“贺建奎事件是警钟，企业探索是微光”这样的观察，把复杂议题拆解成可感知的坐标。当聊到科研人员的伦理责任时，他语气温和却掷地有声，合格的研究者，既要见创新可能，更要见伦理风险，学术锐度藏在平和的表达里。
聊到兴起时，他说“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计划经济翻版”，一句话就把认识的误区说透了；转脸又用“科学家不该做‘技术盲’，更不能做‘伦理盲’”这样的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起身要走的时候，他忽然笑着说：“稿子写出来，我再看看。”又补充道，“口头说的，有时难免不准。伦理治理这事儿，最要严谨。”
中国科协之声编辑访谈李正风教授
访谈编辑：刘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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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刘炎迅
审 核：张敬一
值班编委：宋玉荣